大跃进和文革的关系

大跃进时期
先是关于钱老的某段描述:
在全国享有很高声望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在却在《中国青年报》上发文宣称:“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15],李锐回忆说,1958年12月他问毛泽东怎么会相信那些卫星产量时,毛泽东回答说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

当然了, 钱老当年还年轻.

然后是结束了大跃进的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有省市地县三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1月27日又在大会上作了3个小时的口头报告。在该会上,刘坦诚说明:“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了,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造成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是有,但是小,产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在会后整理这份口头报告时,曾情绪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38]。

責任的矛头指向毛澤東。毛澤東不得不退居“二線”,劉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主持重要日常工作,糾正了毛的部分政策;但毛泽东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筆。

关于文革的问题, 远在台湾的蒋公总结的很好:
“什么意识形态, 这就是争权.”

内容来自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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